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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恢弘 风格严谨  ——评新编《慈溪县志》
http://cxsz.cixi.gov.cn 2014年02月13日

                       成岳冲

   [编者按]1992年,新编《慈溪县志》出版发行。成岳冲先生在《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发表《气势恢弘 风格严谨——评新编〈慈溪县志〉》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同年9月,《慈溪县志》在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首次评奖中荣获一等奖。现转载此文,既存史料,亦可作为本次修志之鞭策。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特有载籍,简称“方志”,素有“一地之窗口”、“一方之全书”的美称。毫无疑问,对于了解某一地域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未来发展趋势,地方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代代相袭,硕果累累,因其繁博丰赡,倍受历代学者钦赖。然而,如何才能编好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子孙后代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却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令人欣慰的是,新近由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费时五年、四易其稿精撰而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慈溪县志》,在这个课题面前,亮出了自己圆满的答案。这不仅是慈溪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省乃至我国方志界的一桩盛举。披览洋洋巨帙,不难领略其体例宏阔、布局合理、逻辑严密、行文娴熟等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可读、可用、可教、可存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尤可称道的是,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出版《慈溪县志》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慈溪县志〉编修实录》,尽书其成志之艰辛、编纂之心得,为方志学界与其他各界读者朋友了解、利用、研究新方志,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和切身经验,亦为其他正在从事方志编修事业的同仁们无私奉献了可资攻玉的“它山之石”,殊可珍视。

   新编《慈溪县志》共分三部分,凡一百五十余万言。第一部分是全志的铺垫,由《概述》和《大事记》组成,这一部分凭借纵向叙述的手法,通过简洁明瞭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地处浙东杭州湾南岸的慈溪县在古代(公元前4500年左右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近代(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至公元1949524日慈溪解放)、现代(公元1949524日慈溪解放后至公元198810月慈溪撤县设市)三个段落的跌宕起伏的发展脉络与关涉慈溪境域自然变迁、社会演革的重大事件,仿佛是一张精致的游园图,未入宫墙而先得堂奥梗概,颇能引人入胜。第二部分是全志的中干,由专志二十八编组成,详尽地阐述和著录了慈溪古今自然变迁、社会演革的各个方面的情景,读此二十八编,顿使人们对慈溪的认识丰满起来。这二十八编依次为:《建置》,《县城、区乡(镇)》,《自然环境》,《成陆围涂》,《人口》,《经济总情》,《农业》,《水利》,《盐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党派群团》,《军事》,《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政协》,《政法》,《民政》,《人事劳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方言》,《民情》,《人物》。如果前一部分是全志之经、全志之骨骼,因而采用编年体手法进行纵向叙述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则是全志之纬、全志之血肉,叙述手法上相应地转变为灵活多样,根据各编内容所需,或分类撰述,或分区著录,并且,各编涵盖若干章节(共一百三十五章,四百三十九节),特色纷呈;编与编之间又有大小、轻重、粗细之别,相对其他编来说,第一、二、三、五、六、十五、二十八编为“层次较高,综合性较强的粗纬”(《〈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6页),余则细纬。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每一横排门类(各编)的编写均遵循纵横交错、有机结合的原则,既能照顾到各门类内容的特殊性,又能照顾到各门类古今发展的同一性,所以,专志二十八编层层递进,浑然一体,不觉繁复。第三部分是全志的后殿,由《丛录》和《索引》组成,《丛录》三节,述历代慈溪修志概况,存历代重要文献,供后来者溯源征引;《索引》二种,大小纲目、图表,尽揽其中,便于检索使用。

    除上述文字表述以外,全志还采用了大量的照片、图表,增强了全志的真实感、厚重感和科学性。卷首有彩色照片二十八页、八十三帧,彩色地图五幅;正文中插有黑白照片一百三十七帧,黑白地图五十幅,大小表格二百六十三张;各编封页上还特意绘有反映古代慈溪生产力水平、科技成就和慈溪人民勤劳智慧的越瓷纹饰图案三十一幅。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这一匠心豁露的创设,不仅使全志图文并茂,气势恢弘,而且给读者一种清新飘逸的美的享受。

   通读全志,三点感受至为强烈。

   第一,新编《慈溪县志》处理慈溪古今时空剧变的手法极为高明。追溯慈溪县的初生史,我以为,慈溪设县与宁波地区升格为“州”一级的地方独立行政单位的渐进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宁波地区的“升格”、“独立”过程,我曾在《历史时期宁波地区贡品结构初探》(《鄞县史志》1992年第1期)一文中有过专节论述。我认为,宁波地区由原来隶属于以西部毗邻地区绍兴为核心的越州到宁波地区单独设置州郡、统领诸县,是以魏晋南北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区域内部的自身建设(人口增长、水利建设、耕地拓殖三者良性互动是这一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与区际间的横向交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流过程中,宁波经历了广泛学习吸收外区域之宝贵经验而创立自己模式或曰个性的巨大转变)的成果积累作为强烈底蕴的。但是,“独立”并非一帆风顺。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虽有过在今宁波地区单独置州的尝试:旧句章、鄞、鄮三县从越州析出,设鄞州管辖,治三江口。但仅仅维持了四年就恢复了原先的格局,废除鄞州,三县仍归属越州。一个多世纪后,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浙东采访大臣齐澣再以越州的鄮县是丝织品和海产品的集散地为由,奏请设置明州,得到朝廷允可,并将鄮县一分为四: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鄮(今鄞、镇海),归属明州管辖。此后,宁波地区作为独立州郡的格局稳定了下来,历经宋元明清诸朝,名称时有更改,但其地位和辖区大致未变。所以,我把这一年称为宁波地区开发史上的“独立年”,当然,把这一年看作慈溪县的“诞生年”,则更为妥帖。

  慈溪建县以后,县治长期设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县域紧贴宁波西北角,呈南北走向,形似“凸”字状,凸字上半部分为今慈溪市观城镇、师桥镇、鸣鹤镇等,滨于杭州湾口,凸字下半部分为慈溪重心所在,包括今余姚市陆埠镇、丈亭镇,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庄桥镇等,这种辖区格局延续了一千二百余年,并逐步形成了相对鲜明的县域个性:经济稳定,技术先进,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而蜚声朝廷上下。历代县志(自宋至民国)均以自豪的笔触记录了开发这一辖区的重大业绩。

   然而,至1954年,慈溪县境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根据浙东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需要,原分属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濒海地区,俗呼“三北地区”,统而编为一县,并沿用“慈溪”称谓,这便是今慈溪县的由来。今天的慈溪境域,属原余姚县的约占70%,属原镇海县的约占8%,而原属慈溪县的仅占22%,县治浒山镇亦在原余姚县境内。原慈溪县的78%左右的境域连同县城则析归它属(参见《〈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11页)。这一巨大的县域变动,无疑是慈溪县历史的特殊性所在。这一历史的特殊性却给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提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诚如他们一开始所顾虑的,“如以各历史时期的实际管辖地域为记述范围,大量笔墨势必用于现境以外事物的记述,极难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但如果严格按现境范围匡定记述内容,又势必割断历史,慈溪建县起至1954年间1200余年的大量史事,均将因而散佚”(同上),这一顾虑及其围绕这一重大问题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研讨、调查和外出取经,充分反映了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为现实负责,为历史负责的严谨风格,值得后学者敬重。

   从现成的志稿看,编纂者们对境域剧变所带来的叙述困难作了如下处理:一切从“为现实服务”出发,详今略古,“以现境为主,适当顾及历史境域”。凡属现境事物,不论何时划入,尽力追溯,以便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现县境的历史和现状,加强地方志现实实用性的功能;对于原县境中划出部分的历史事物,则根据其内容性质分别作不同处理,其中属于建置、政区、政务及其以县城为中心的有领属关系的事物,力求系统记述,以保证慈溪县古今演革的完整性,突出地方志历史传承性的功能。行文中,分别以“慈溪县”指称各历史时期境域;以“现县境在某年代”指称现县境内历史事物;以原地域名称(如姚北等)指称县境调整前各地区,语意明确,应付裕如。在记述时限方面同样存在一个因现境域各组成部分开发起步不一、划入年代有别等以及所记述对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引起的记述时限无法统一的矛盾,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在继承和发扬庚续前志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采取了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对上限不作硬性规定,尽力上溯,下限一般定至1987年,但重大事件可延至198810月,为日后编写市志提供方便。应该说,新编《慈溪县志》对时空变动的灵活处理是十分可取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为类似县份的方志编修,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和借览的典范。

   第二,新编《慈溪县志》对慈溪历史传统、地域个性做了有意义的探索。编纂者们并不满足于对一般事物不分轻重的泛泛追述,而是始终以县情为基点,刻意阐发慈溪县不同于其他县份的鲜明特色即地域个性,以及形成这一个性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影响。虽然有些写法已超越传统志稿所匡定的规范,但当我们细细品典这一述而兼作、一气呵成的文字气势时,忍不俊为新方志的崛起而拍案叫好!

   今天的慈溪县以历史时期分属三县(余姚、慈溪、镇海)两府(绍兴、宁波),西部地区属余姚县管辖,有浓冽的绍兴文化风格,最能反映文化积淀、具有稳定特征的人们口语至今仍属吴语系统绍兴小片;而东部地区分隶于慈溪、镇海二县,是宁波文化的涵盖区,人们口语则属吴语系统甬江小片。两个文化积淀不同、生活方式有异的区域怎么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县呢?或许有人会归结为纯人为因素。但是,当你读完新编《慈溪县志》几个特色编章,如第四编《成陆围涂》,第七编《农业》第一章《棉花生产》,第九编《盐业》等,就会惊奇地发现,在1954年新慈溪县出现之前,分属于三县两府的三北地区在向海要田、拓地图存方面几乎踩着同一足迹、合着同一节奏。正是这个内在同一性(其地理表征为海塘的不断修筑,其经济表征为利用不断增殖的海塘地经营盐业和植棉业,发挥“二白”优势),使三北地区由分割、孤立趋于联合、统一,从而奠立了新慈溪县出现的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新慈溪县的出现,实为浙东地区经济调适的理性化结果,也是浙东地区开发史上崭新时代到来的醒目标帜。

   暂不论这一行政区划变更包含有多少经济意义和社会效益,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从三北地区到新慈溪县的变动,客观上使三北地区隐晦的共性得以突兀和强化,从而成为这一地域的独特个性。要说明这个过程及其背景,必须从三北地区筑塘围涂的动因伸述开始。筑塘围涂,在古代是一项耗时甚多、费力(人力、物力)称巨的高难度工程,非特别原因,人们一般不会轻作此举。让我们放眼整个宁绍地区的自然布局,南面是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余脉,西、北、东三面分别被钱塘江、杭州湾、东海包围,自古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单元内部可分三组,南部是丘陵山地,中部是以浙东运河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水网平原,北部则是一组发育年轻、相对高亢的滨海平原。就大势而言,整个地形南高北低,山田海呈阶梯式倾向杭州湾。这一地理构造,给古代宁绍居民经营农业生产设置了重重水利障碍,或“咸水浸染”,或“山洪漫漶”,水网平原的农业生产过程经常被无情地打断。所以,宁绍地区对于水利事业的关注,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特别的。修筑海塘的最初意义正是在于捍海护田,确保水网平原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出于水利需要,修筑海塘的幅度相对狭隘,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自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以降,我国历史上频频爆发了几次足以摧毁北中国农业经济的政治突变,尤以“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为著,中原动荡,国势凌替,北人竞涌南方。这一方面,给江南地区的开发注入了巨大的外化力量,宁绍地区幸蒙其庥;而另一方面,随着内部开发的加速前行,人地关系的极度紧张,亦在斯地悄然兴起,且愈演愈烈(关于这个问题,我已撰成《历史时期宁绍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与调适——兼论宁绍区域个性形成的客观基础》一文,待发)。绍兴地区率先敏感到这一社会问题,筑塘围涂(如横贯今慈溪境内的大古塘最先出现在绍兴府余姚县境内,即是一证),以消解人地关系紧张所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宁波地区虽然慢了一个节拍,但迟至宋元时代,也已把眼光落到了筑塘围涂、拓地图存上面。由此观之,我认为,三北地区所以不断拓殖伸展,主要取决于人地矛盾所日益提出的增地需求。因此,其修筑幅度之大、时限递进、利用率之高(详见《慈溪县志》“大事记”和第四编《成陆围涂》),均非满足水利需要时代所能匹敌的。本来分属三县两府、各自规划和开展的筑塘运动及其成果,今日集中在慈溪一县,尤如一道道小型长城,蔚为壮观,诚如杭大地理系教授陈桥驿先生所言,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海塘博物馆”(《〈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76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慈溪的过去,可以缅怀慈溪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与胆魄,亦可以透视慈溪辉煌的未来。这一地地道道的县域个性,点得好,点得准,点得深有意义。

   另一些慈溪地域个性,实际上均与这一自然地理特色有机地连在一起。就说经济上的“二白”优势,新增辟的海涂,须经累年积代的整治耕耘,方可成为农耕用地。三北先民根据土质特性,从整涂制盐到改质植棉,循序渐进,不断巩固,不断扩大,自然形成了今日区别于他乡的经济特色。再说另一个性——商风的形成,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商风的形成,无疑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条件,有自然环境的影响,有文化传统的渗入,也有政治气候的调节。简而言之,由于三北地区的大片土地是经过筑塘围涂垦拓出来,适宜于种盐和植棉,这一生产力布局使三北先民实现不求他人、但求自给自足的小农梦想受到阻隔,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或借助其他辅助手段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造就了三北先民接受市场,经得起商品经济波动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手段。当然,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商风的形成由偶发而普遍。西部地区因属于绍兴文化区,较多地选择某种手工技术辅助谋生,东部地区则受宁波文化影响,更多地注目于生产与消费的沟通,商风最先扎根于原属镇海的龙山一带,并非偶然。而后漫漫滋延,连为一体,互相激荡,互相烘托。直至今日,经营商业成了慈溪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详见《慈溪县志》第十三编《商业》,第二十七编《民情》第三章《民风》)。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形成过程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待另文详述。这里,我所以把慈溪地域个性串起来叙述,无非说明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科学地分析了慈溪独特风格的内涵与成因,写出了特色,也写出了水平。

   第三,新编《慈溪县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客观记述慈溪古今演变情景的同时,努力探求慈溪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卷首《凡例》开宗明义:“新编《慈溪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实求真,以提供全面、系统、严谨、科学的地方资料为宗旨。”慈溪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慈溪县县长谢建邦在县地方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编修新县志,就是要在整理旧志的基础上,重新对全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系统地调查、研究、分析、综合,通过记事记人记物,反映我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前因后果、兴衰得失,反映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以便我们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熟悉本县的状况,更好地来借鉴历史,指导当今。”(《〈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89页)搞科学研究也好,搞资料整理也好,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揭示规律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整理的崇高宗旨,寻求规律的目的只能是更好地把握现在,改造世界。旧方志不可能提出揭示规律的任务,新方志能否突破这一传统?当前方志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未尽一致,两种声音互不相让,一种认为,新地方志的主要要求是求实求真,把真实的事情记下来,不必强求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另一种认为,新方志所以不同于旧方志,突出的一点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有机地编纂起来,不但是求实求真,而且力求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叫做“述而又作”。我认为,新方志只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正视揭示客观规律的时代要求。舍此,是无法编出有生命力的科学的新方志的。

   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为了达到既定目标,重实践,重调查,重研讨,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广泛搜辑反映慈溪风土人情的各种资料,然后采用当今多学科的方法与成就,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慎重入志,其目的正是在于科学地揭示慈溪古今演变的规律,为现实和将来建设服务。这些成果具体体现在:对慈溪自然环境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三编《自然环境》;对慈溪人口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五编《人口》;对慈溪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六编《经济总情》及其他各分编;对慈溪方言形成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二十六编《方言》;等等。所有这些揭示和描述,既不违悖地方志独有的体例,又能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相信新编《慈溪县志》必将在当前和今后的慈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巨大而久远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我读新编《慈溪县志》所引发出来的浅见,定有隙误,伫候方家郢政!

                       成岳冲

   [编者按]1992年,新编《慈溪县志》出版发行。成岳冲先生在《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发表《气势恢弘 风格严谨——评新编〈慈溪县志〉》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同年9月,《慈溪县志》在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首次评奖中荣获一等奖。现转载此文,既存史料,亦可作为本次修志之鞭策。

   地方志,是中华文化的特有载籍,简称“方志”,素有“一地之窗口”、“一方之全书”的美称。毫无疑问,对于了解某一地域的历史发展轨迹与未来发展趋势,地方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地方志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代代相袭,硕果累累,因其繁博丰赡,倍受历代学者钦赖。然而,如何才能编好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子孙后代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却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令人欣慰的是,新近由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费时五年、四易其稿精撰而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慈溪县志》,在这个课题面前,亮出了自己圆满的答案。这不仅是慈溪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省乃至我国方志界的一桩盛举。披览洋洋巨帙,不难领略其体例宏阔、布局合理、逻辑严密、行文娴熟等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可读、可用、可教、可存的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新型地方志。尤可称道的是,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出版《慈溪县志》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慈溪县志〉编修实录》,尽书其成志之艰辛、编纂之心得,为方志学界与其他各界读者朋友了解、利用、研究新方志,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和切身经验,亦为其他正在从事方志编修事业的同仁们无私奉献了可资攻玉的“它山之石”,殊可珍视。

   新编《慈溪县志》共分三部分,凡一百五十余万言。第一部分是全志的铺垫,由《概述》和《大事记》组成,这一部分凭借纵向叙述的手法,通过简洁明瞭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地处浙东杭州湾南岸的慈溪县在古代(公元前4500年左右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近代(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至公元1949524日慈溪解放)、现代(公元1949524日慈溪解放后至公元198810月慈溪撤县设市)三个段落的跌宕起伏的发展脉络与关涉慈溪境域自然变迁、社会演革的重大事件,仿佛是一张精致的游园图,未入宫墙而先得堂奥梗概,颇能引人入胜。第二部分是全志的中干,由专志二十八编组成,详尽地阐述和著录了慈溪古今自然变迁、社会演革的各个方面的情景,读此二十八编,顿使人们对慈溪的认识丰满起来。这二十八编依次为:《建置》,《县城、区乡(镇)》,《自然环境》,《成陆围涂》,《人口》,《经济总情》,《农业》,《水利》,《盐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财政金融》,《经济管理》,《党派群团》,《军事》,《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政协》,《政法》,《民政》,《人事劳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方言》,《民情》,《人物》。如果前一部分是全志之经、全志之骨骼,因而采用编年体手法进行纵向叙述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则是全志之纬、全志之血肉,叙述手法上相应地转变为灵活多样,根据各编内容所需,或分类撰述,或分区著录,并且,各编涵盖若干章节(共一百三十五章,四百三十九节),特色纷呈;编与编之间又有大小、轻重、粗细之别,相对其他编来说,第一、二、三、五、六、十五、二十八编为“层次较高,综合性较强的粗纬”(《〈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6页),余则细纬。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每一横排门类(各编)的编写均遵循纵横交错、有机结合的原则,既能照顾到各门类内容的特殊性,又能照顾到各门类古今发展的同一性,所以,专志二十八编层层递进,浑然一体,不觉繁复。第三部分是全志的后殿,由《丛录》和《索引》组成,《丛录》三节,述历代慈溪修志概况,存历代重要文献,供后来者溯源征引;《索引》二种,大小纲目、图表,尽揽其中,便于检索使用。

    除上述文字表述以外,全志还采用了大量的照片、图表,增强了全志的真实感、厚重感和科学性。卷首有彩色照片二十八页、八十三帧,彩色地图五幅;正文中插有黑白照片一百三十七帧,黑白地图五十幅,大小表格二百六十三张;各编封页上还特意绘有反映古代慈溪生产力水平、科技成就和慈溪人民勤劳智慧的越瓷纹饰图案三十一幅。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这一匠心豁露的创设,不仅使全志图文并茂,气势恢弘,而且给读者一种清新飘逸的美的享受。

   通读全志,三点感受至为强烈。

   第一,新编《慈溪县志》处理慈溪古今时空剧变的手法极为高明。追溯慈溪县的初生史,我以为,慈溪设县与宁波地区升格为“州”一级的地方独立行政单位的渐进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宁波地区的“升格”、“独立”过程,我曾在《历史时期宁波地区贡品结构初探》(《鄞县史志》1992年第1期)一文中有过专节论述。我认为,宁波地区由原来隶属于以西部毗邻地区绍兴为核心的越州到宁波地区单独设置州郡、统领诸县,是以魏晋南北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区域内部的自身建设(人口增长、水利建设、耕地拓殖三者良性互动是这一自身建设中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与区际间的横向交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流过程中,宁波经历了广泛学习吸收外区域之宝贵经验而创立自己模式或曰个性的巨大转变)的成果积累作为强烈底蕴的。但是,“独立”并非一帆风顺。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虽有过在今宁波地区单独置州的尝试:旧句章、鄞、鄮三县从越州析出,设鄞州管辖,治三江口。但仅仅维持了四年就恢复了原先的格局,废除鄞州,三县仍归属越州。一个多世纪后,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浙东采访大臣齐澣再以越州的鄮县是丝织品和海产品的集散地为由,奏请设置明州,得到朝廷允可,并将鄮县一分为四:慈溪、奉化、翁山(今定海)、鄮(今鄞、镇海),归属明州管辖。此后,宁波地区作为独立州郡的格局稳定了下来,历经宋元明清诸朝,名称时有更改,但其地位和辖区大致未变。所以,我把这一年称为宁波地区开发史上的“独立年”,当然,把这一年看作慈溪县的“诞生年”,则更为妥帖。

  慈溪建县以后,县治长期设在今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县域紧贴宁波西北角,呈南北走向,形似“凸”字状,凸字上半部分为今慈溪市观城镇、师桥镇、鸣鹤镇等,滨于杭州湾口,凸字下半部分为慈溪重心所在,包括今余姚市陆埠镇、丈亭镇,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庄桥镇等,这种辖区格局延续了一千二百余年,并逐步形成了相对鲜明的县域个性:经济稳定,技术先进,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而蜚声朝廷上下。历代县志(自宋至民国)均以自豪的笔触记录了开发这一辖区的重大业绩。

   然而,至1954年,慈溪县境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调整,根据浙东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需要,原分属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濒海地区,俗呼“三北地区”,统而编为一县,并沿用“慈溪”称谓,这便是今慈溪县的由来。今天的慈溪境域,属原余姚县的约占70%,属原镇海县的约占8%,而原属慈溪县的仅占22%,县治浒山镇亦在原余姚县境内。原慈溪县的78%左右的境域连同县城则析归它属(参见《〈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11页)。这一巨大的县域变动,无疑是慈溪县历史的特殊性所在。这一历史的特殊性却给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提出了相当棘手的难题,诚如他们一开始所顾虑的,“如以各历史时期的实际管辖地域为记述范围,大量笔墨势必用于现境以外事物的记述,极难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但如果严格按现境范围匡定记述内容,又势必割断历史,慈溪建县起至1954年间1200余年的大量史事,均将因而散佚”(同上),这一顾虑及其围绕这一重大问题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研讨、调查和外出取经,充分反映了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为现实负责,为历史负责的严谨风格,值得后学者敬重。

   从现成的志稿看,编纂者们对境域剧变所带来的叙述困难作了如下处理:一切从“为现实服务”出发,详今略古,“以现境为主,适当顾及历史境域”。凡属现境事物,不论何时划入,尽力追溯,以便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现县境的历史和现状,加强地方志现实实用性的功能;对于原县境中划出部分的历史事物,则根据其内容性质分别作不同处理,其中属于建置、政区、政务及其以县城为中心的有领属关系的事物,力求系统记述,以保证慈溪县古今演革的完整性,突出地方志历史传承性的功能。行文中,分别以“慈溪县”指称各历史时期境域;以“现县境在某年代”指称现县境内历史事物;以原地域名称(如姚北等)指称县境调整前各地区,语意明确,应付裕如。在记述时限方面同样存在一个因现境域各组成部分开发起步不一、划入年代有别等以及所记述对象本身的特殊性而引起的记述时限无法统一的矛盾,新编《慈溪县志》编纂者们在继承和发扬庚续前志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的同时,采取了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对上限不作硬性规定,尽力上溯,下限一般定至1987年,但重大事件可延至198810月,为日后编写市志提供方便。应该说,新编《慈溪县志》对时空变动的灵活处理是十分可取的,也是非常成功的,为类似县份的方志编修,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和借览的典范。

   第二,新编《慈溪县志》对慈溪历史传统、地域个性做了有意义的探索。编纂者们并不满足于对一般事物不分轻重的泛泛追述,而是始终以县情为基点,刻意阐发慈溪县不同于其他县份的鲜明特色即地域个性,以及形成这一个性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影响。虽然有些写法已超越传统志稿所匡定的规范,但当我们细细品典这一述而兼作、一气呵成的文字气势时,忍不俊为新方志的崛起而拍案叫好!

   今天的慈溪县以历史时期分属三县(余姚、慈溪、镇海)两府(绍兴、宁波),西部地区属余姚县管辖,有浓冽的绍兴文化风格,最能反映文化积淀、具有稳定特征的人们口语至今仍属吴语系统绍兴小片;而东部地区分隶于慈溪、镇海二县,是宁波文化的涵盖区,人们口语则属吴语系统甬江小片。两个文化积淀不同、生活方式有异的区域怎么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县呢?或许有人会归结为纯人为因素。但是,当你读完新编《慈溪县志》几个特色编章,如第四编《成陆围涂》,第七编《农业》第一章《棉花生产》,第九编《盐业》等,就会惊奇地发现,在1954年新慈溪县出现之前,分属于三县两府的三北地区在向海要田、拓地图存方面几乎踩着同一足迹、合着同一节奏。正是这个内在同一性(其地理表征为海塘的不断修筑,其经济表征为利用不断增殖的海塘地经营盐业和植棉业,发挥“二白”优势),使三北地区由分割、孤立趋于联合、统一,从而奠立了新慈溪县出现的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新慈溪县的出现,实为浙东地区经济调适的理性化结果,也是浙东地区开发史上崭新时代到来的醒目标帜。

   暂不论这一行政区划变更包含有多少经济意义和社会效益,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从三北地区到新慈溪县的变动,客观上使三北地区隐晦的共性得以突兀和强化,从而成为这一地域的独特个性。要说明这个过程及其背景,必须从三北地区筑塘围涂的动因伸述开始。筑塘围涂,在古代是一项耗时甚多、费力(人力、物力)称巨的高难度工程,非特别原因,人们一般不会轻作此举。让我们放眼整个宁绍地区的自然布局,南面是会稽山、四明山和天台山余脉,西、北、东三面分别被钱塘江、杭州湾、东海包围,自古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单元内部可分三组,南部是丘陵山地,中部是以浙东运河为中心向南北延伸的水网平原,北部则是一组发育年轻、相对高亢的滨海平原。就大势而言,整个地形南高北低,山田海呈阶梯式倾向杭州湾。这一地理构造,给古代宁绍居民经营农业生产设置了重重水利障碍,或“咸水浸染”,或“山洪漫漶”,水网平原的农业生产过程经常被无情地打断。所以,宁绍地区对于水利事业的关注,不仅是一贯的,而且是特别的。修筑海塘的最初意义正是在于捍海护田,确保水网平原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出于水利需要,修筑海塘的幅度相对狭隘,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自公元311年(西晋永嘉五年)以降,我国历史上频频爆发了几次足以摧毁北中国农业经济的政治突变,尤以“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为著,中原动荡,国势凌替,北人竞涌南方。这一方面,给江南地区的开发注入了巨大的外化力量,宁绍地区幸蒙其庥;而另一方面,随着内部开发的加速前行,人地关系的极度紧张,亦在斯地悄然兴起,且愈演愈烈(关于这个问题,我已撰成《历史时期宁绍地区人地关系的紧张与调适——兼论宁绍区域个性形成的客观基础》一文,待发)。绍兴地区率先敏感到这一社会问题,筑塘围涂(如横贯今慈溪境内的大古塘最先出现在绍兴府余姚县境内,即是一证),以消解人地关系紧张所带来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宁波地区虽然慢了一个节拍,但迟至宋元时代,也已把眼光落到了筑塘围涂、拓地图存上面。由此观之,我认为,三北地区所以不断拓殖伸展,主要取决于人地矛盾所日益提出的增地需求。因此,其修筑幅度之大、时限递进、利用率之高(详见《慈溪县志》“大事记”和第四编《成陆围涂》),均非满足水利需要时代所能匹敌的。本来分属三县两府、各自规划和开展的筑塘运动及其成果,今日集中在慈溪一县,尤如一道道小型长城,蔚为壮观,诚如杭大地理系教授陈桥驿先生所言,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海塘博物馆”(《〈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76页)。从这里,可以看到慈溪的过去,可以缅怀慈溪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与胆魄,亦可以透视慈溪辉煌的未来。这一地地道道的县域个性,点得好,点得准,点得深有意义。

   另一些慈溪地域个性,实际上均与这一自然地理特色有机地连在一起。就说经济上的“二白”优势,新增辟的海涂,须经累年积代的整治耕耘,方可成为农耕用地。三北先民根据土质特性,从整涂制盐到改质植棉,循序渐进,不断巩固,不断扩大,自然形成了今日区别于他乡的经济特色。再说另一个性——商风的形成,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商风的形成,无疑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条件,有自然环境的影响,有文化传统的渗入,也有政治气候的调节。简而言之,由于三北地区的大片土地是经过筑塘围涂垦拓出来,适宜于种盐和植棉,这一生产力布局使三北先民实现不求他人、但求自给自足的小农梦想受到阻隔,他们必须通过市场或借助其他辅助手段来获取生活必需品。正是这种严峻的形势,造就了三北先民接受市场,经得起商品经济波动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手段。当然,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也就是说,商风的形成由偶发而普遍。西部地区因属于绍兴文化区,较多地选择某种手工技术辅助谋生,东部地区则受宁波文化影响,更多地注目于生产与消费的沟通,商风最先扎根于原属镇海的龙山一带,并非偶然。而后漫漫滋延,连为一体,互相激荡,互相烘托。直至今日,经营商业成了慈溪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详见《慈溪县志》第十三编《商业》,第二十七编《民情》第三章《民风》)。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形成过程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待另文详述。这里,我所以把慈溪地域个性串起来叙述,无非说明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科学地分析了慈溪独特风格的内涵与成因,写出了特色,也写出了水平。

   第三,新编《慈溪县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客观记述慈溪古今演变情景的同时,努力探求慈溪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卷首《凡例》开宗明义:“新编《慈溪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求实求真,以提供全面、系统、严谨、科学的地方资料为宗旨。”慈溪县地方志编委会主任、慈溪县县长谢建邦在县地方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编修新县志,就是要在整理旧志的基础上,重新对全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系统地调查、研究、分析、综合,通过记事记人记物,反映我县各项事业发展的前因后果、兴衰得失,反映经验教训,反映客观规律,以便我们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熟悉本县的状况,更好地来借鉴历史,指导当今。”(《〈慈溪县志〉编修实录》第89页)搞科学研究也好,搞资料整理也好,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揭示规律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整理的崇高宗旨,寻求规律的目的只能是更好地把握现在,改造世界。旧方志不可能提出揭示规律的任务,新方志能否突破这一传统?当前方志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未尽一致,两种声音互不相让,一种认为,新地方志的主要要求是求实求真,把真实的事情记下来,不必强求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另一种认为,新方志所以不同于旧方志,突出的一点是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有机地编纂起来,不但是求实求真,而且力求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叫做“述而又作”。我认为,新方志只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正视揭示客观规律的时代要求。舍此,是无法编出有生命力的科学的新方志的。

   新编《慈溪县志》的编纂者们为了达到既定目标,重实践,重调查,重研讨,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广泛搜辑反映慈溪风土人情的各种资料,然后采用当今多学科的方法与成就,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慎重入志,其目的正是在于科学地揭示慈溪古今演变的规律,为现实和将来建设服务。这些成果具体体现在:对慈溪自然环境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三编《自然环境》;对慈溪人口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五编《人口》;对慈溪经济发展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六编《经济总情》及其他各分编;对慈溪方言形成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见第二十六编《方言》;等等。所有这些揭示和描述,既不违悖地方志独有的体例,又能体现时代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相信新编《慈溪县志》必将在当前和今后的慈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产生巨大而久远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我读新编《慈溪县志》所引发出来的浅见,定有隙误,伫候方家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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