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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京故里考
http://cxsz.cixi.gov.cn 2012年10月08日

叶龙虎

 

    南宋状元方山京是余姚人还是慈溪人,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近日读到民国二十六年《慈溪方氏宗谱》(以下称《方谱》),结合有关方志,粗考其故里和身世,旨在引玉。

    据《方谱》的“本支行传”,慈溪方氏一世祖方逢吉,世居河南。以贤才授明州录事参军,遂籍于鄞。传至第三世方铭、方镇兄弟,见慈溪县石台乡十六都“山水秀丽,地势广厚,遂居此而开基焉”。该地被后世称作“翁方(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越三世至方季仁,即方山京之父。

    《方谱》载有宋徽宗的义门诗:“甘田美宅九华东,斑白熙熙定巷通。仓廪甚虚无异爨,衣冠虽变有淳风。儿孙绕膝称堂寿,羔酒堆盘乐岁丰。应降紫书旌孝悌,为君敦劝里闾中。”方氏创下十二世同居的孝义奇迹,空前绝后。到乾隆二十六年,又有族人方启文继承传统,设馆授业解惑,志曰“方启文,字希范,邑诸生,清贫嗜学,教授乡里,积馆谷之余,置田百亩,以赡族之鳏寡孤独者,乾隆辛巳巡抚明山旌其闾曰‘孝义可风’。”据《方谱》记载,旧时翁方村后的江边有塔称文笔峰,相传与方山京独占景定三年(1262)金榜鳌头有关。可见,方氏自古孝义可风、耕读传家、文风卓然。

    对于方山京是哪里人,说到底是名人之争。争论涉及当时的宁、绍两地,从其父亲那一代就开始了。

    先说其父之名。《方谱》为“季仁”;宝庆、延祐的《四明志》、嘉靖《宁波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皆作“季仁”;而宝庆《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则作“达材”;光绪《余姚县志》列传作“达材”,选举又作“季仁”。笔者以为“季仁”是名,“达材”应是字。

    其父的任职地点也有争议。嘉靖《宁波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均为“南安军”;而宝庆《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光绪《余姚县志》则作“临安军”。好在同治《南安府志》有“宋嘉定间南安军教授方贵(季)仁”的记载,《方谱》也是“南安军”,有此等佐证,应该是南安军了。

    其父登科的年份,光绪《余姚县志》作淳祐十年(1250)。雍正《浙江通志》也如此记载,显然是照抄地方志之故。因为此时的方季仁去世已六年了。据《方谱》,方季仁“生乾道己丑(1169)六月初六辰时,卒淳祐甲辰(1244)十一月初六巳时,享年七十六岁。……登嘉定丁丑吴潜榜进士”。延祐《四明志》、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均作“嘉定十年(1217)”。有同治《南安府志》方季仁在“嘉定间”任教授的佐证,可以排除淳祐十年登甲科之说。

    对于其父在梁弄的经历。天启《慈溪县志》作“季仁未第时,素有文名。余姚四明山孙氏,刻意科举,期大门户礼致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族,使皆执经就弟子列。”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也作类似表达。而光绪《余姚县志》则作“父达材来赘余姚四明孙氏,因以为家,以明经教授乡邑。”《方谱》说方季仁先后娶王氏、孙氏,山京、山宁系孙氏所出。笔者据此猜测:方季仁受聘梁弄孙家塾师时,王氏已殁,他是孤身暂栖梁弄,否则不会迟迟没有子嗣。登嘉定丁丑甲科后,四十九岁的方季仁决定续弦,接受东家的“妻之女,授之屋”,带着妻子去南安上任。

    方山京在梁弄的身份,天启《慈溪县志》称是“孙氏甥也”。如果其父真如光绪《余姚县志》所说入赘孙氏,按习俗应该姓孙,应以余姚籍身份参加科举。然而山京姓方,参加考试的身份是慈溪籍。对此,历代的《宁波府志》、《慈溪县志》都有记载。延祐《四明志》作此记载时,离方山京去世才二十二年,其子孙都还健在。要说明的是,雍正《浙江通志》列传中称方山京是慈溪人,选举中又称其是余姚人,自相矛盾,想来也是前者照抄宁波方志、后者照抄绍兴方志之故。

    一般人以为“幼儿无父曰孤”,认定方山京幼年丧父。其实,方山京“生嘉定壬午(1222)正月十六酉时,卒至元癸巳(1293)十二月初六巳时。”其父淳祐四年去世时,他已二十三岁。那么,志书为何说其“幼而孤,旅泊外家”呢?我的解释有二:或幼年丧母。兄弟俩均出生在其父南安军教授任上,生山宁时方季仁已五十六岁,夫人照顾不过来,不得已将三岁的山京寄居外家。后孙氏不幸早逝,便有了“幼而孤”之说;或作孤独解,山京自幼远离父母,寄居外家,不谓不孤独也。

    慈溪端午日有馈赠方粽的习俗,据说始于南宋。方粽者,方中也。相传方山京中状元后于端午日回乡省亲,县令用方粽馈赠民众,以示庆贺。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状元坊,大方桥西,宋景定间方山京及第立以表之,今废。”当时官府为了表彰这位慈溪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还在县城立过牌坊。然余姚县城没有。

    方山京仕途坎坷,官不到三年就被罢免了。景定三年(1262)登甲科,初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景定五年(1264)主解试,当时奸相贾似道当政,朝政混乱,方山京在策题中借题发挥,极言内帑之私,公田之害。于是捅了马蜂窝,出试院即遭人弹劾,“遂拂袖东归”。他回了翁方本家。自从其父离乡,几十年了,故乡已“无以为家”。靠亲友们“筑室继廪”,才“杜门教子,萧然自适”,继续他的塾师生涯。当时如果回梁弄外家,那边还有外祖父的“授之屋”,就不致“无以为家”了。据《方谱》,方山京育有七子,其中幼子仲通随其住翁方,其后人分前、后两房,至今仍在翁方生息。其余儿子,有住梁弄“授之屋”的,尊其祖父方季仁为迁姚一世祖;也有迁慈溪城的,因其拂袖而辞勇气可嘉,邑人称方宅为“方状元宅”,附近的上颜桥也被改称大方桥。方山京之父是翁方人,方山京幼子及后人是翁方人,尽管方山京没有生在翁方,但按祖籍认定籍贯是我们的民族习俗。窃以为,翁方是状元故里毋庸置疑。

    据天启《慈溪县志》:“度宗登极(1265),差佥书建康节度判官,寻进校书郎,乞补外添差通判吉安州,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得疾,遂不起。”很多志书以为“得疾,遂不起”是患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所以武断地说他享年五十岁。笔者以为,旧时的“不起”一词,可作“不出任官职”解,如清昭梿《啸亭杂录.徐中丞》:“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何况,方山京是差“仙都观”。宫观祠禄官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南渡后,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高级官员不宜任事者可以自陈乞宫观。虽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黜降,但吏部仍按“乞宫观”处理,以示优礼。方山京乞主仙都观属于“非自陈”,凭其秉性自然不屑,宁可清贫,称病“不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方山京墓葬,《方谱》说“在鄞西通远乡之原”与其祖先一起,光绪《余姚县志》则作“葬上虞始隆乡彭山”,更多的说法是在旧慈溪城东一里巽岙。这实在无关紧要,也就不考了。

叶龙虎

 

    南宋状元方山京是余姚人还是慈溪人,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近日读到民国二十六年《慈溪方氏宗谱》(以下称《方谱》),结合有关方志,粗考其故里和身世,旨在引玉。

    据《方谱》的“本支行传”,慈溪方氏一世祖方逢吉,世居河南。以贤才授明州录事参军,遂籍于鄞。传至第三世方铭、方镇兄弟,见慈溪县石台乡十六都“山水秀丽,地势广厚,遂居此而开基焉”。该地被后世称作“翁方(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越三世至方季仁,即方山京之父。

    《方谱》载有宋徽宗的义门诗:“甘田美宅九华东,斑白熙熙定巷通。仓廪甚虚无异爨,衣冠虽变有淳风。儿孙绕膝称堂寿,羔酒堆盘乐岁丰。应降紫书旌孝悌,为君敦劝里闾中。”方氏创下十二世同居的孝义奇迹,空前绝后。到乾隆二十六年,又有族人方启文继承传统,设馆授业解惑,志曰“方启文,字希范,邑诸生,清贫嗜学,教授乡里,积馆谷之余,置田百亩,以赡族之鳏寡孤独者,乾隆辛巳巡抚明山旌其闾曰‘孝义可风’。”据《方谱》记载,旧时翁方村后的江边有塔称文笔峰,相传与方山京独占景定三年(1262)金榜鳌头有关。可见,方氏自古孝义可风、耕读传家、文风卓然。

    对于方山京是哪里人,说到底是名人之争。争论涉及当时的宁、绍两地,从其父亲那一代就开始了。

    先说其父之名。《方谱》为“季仁”;宝庆、延祐的《四明志》、嘉靖《宁波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皆作“季仁”;而宝庆《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则作“达材”;光绪《余姚县志》列传作“达材”,选举又作“季仁”。笔者以为“季仁”是名,“达材”应是字。

    其父的任职地点也有争议。嘉靖《宁波府志》、雍正《浙江通志》以及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均为“南安军”;而宝庆《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光绪《余姚县志》则作“临安军”。好在同治《南安府志》有“宋嘉定间南安军教授方贵(季)仁”的记载,《方谱》也是“南安军”,有此等佐证,应该是南安军了。

    其父登科的年份,光绪《余姚县志》作淳祐十年(1250)。雍正《浙江通志》也如此记载,显然是照抄地方志之故。因为此时的方季仁去世已六年了。据《方谱》,方季仁“生乾道己丑(1169)六月初六辰时,卒淳祐甲辰(1244)十一月初六巳时,享年七十六岁。……登嘉定丁丑吴潜榜进士”。延祐《四明志》、天启、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均作“嘉定十年(1217)”。有同治《南安府志》方季仁在“嘉定间”任教授的佐证,可以排除淳祐十年登甲科之说。

    对于其父在梁弄的经历。天启《慈溪县志》作“季仁未第时,素有文名。余姚四明山孙氏,刻意科举,期大门户礼致之,妻之女,授之屋。率其族,使皆执经就弟子列。”雍正、光绪的《慈溪县志》也作类似表达。而光绪《余姚县志》则作“父达材来赘余姚四明孙氏,因以为家,以明经教授乡邑。”《方谱》说方季仁先后娶王氏、孙氏,山京、山宁系孙氏所出。笔者据此猜测:方季仁受聘梁弄孙家塾师时,王氏已殁,他是孤身暂栖梁弄,否则不会迟迟没有子嗣。登嘉定丁丑甲科后,四十九岁的方季仁决定续弦,接受东家的“妻之女,授之屋”,带着妻子去南安上任。

    方山京在梁弄的身份,天启《慈溪县志》称是“孙氏甥也”。如果其父真如光绪《余姚县志》所说入赘孙氏,按习俗应该姓孙,应以余姚籍身份参加科举。然而山京姓方,参加考试的身份是慈溪籍。对此,历代的《宁波府志》、《慈溪县志》都有记载。延祐《四明志》作此记载时,离方山京去世才二十二年,其子孙都还健在。要说明的是,雍正《浙江通志》列传中称方山京是慈溪人,选举中又称其是余姚人,自相矛盾,想来也是前者照抄宁波方志、后者照抄绍兴方志之故。

    一般人以为“幼儿无父曰孤”,认定方山京幼年丧父。其实,方山京“生嘉定壬午(1222)正月十六酉时,卒至元癸巳(1293)十二月初六巳时。”其父淳祐四年去世时,他已二十三岁。那么,志书为何说其“幼而孤,旅泊外家”呢?我的解释有二:或幼年丧母。兄弟俩均出生在其父南安军教授任上,生山宁时方季仁已五十六岁,夫人照顾不过来,不得已将三岁的山京寄居外家。后孙氏不幸早逝,便有了“幼而孤”之说;或作孤独解,山京自幼远离父母,寄居外家,不谓不孤独也。

    慈溪端午日有馈赠方粽的习俗,据说始于南宋。方粽者,方中也。相传方山京中状元后于端午日回乡省亲,县令用方粽馈赠民众,以示庆贺。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状元坊,大方桥西,宋景定间方山京及第立以表之,今废。”当时官府为了表彰这位慈溪历史上的第二位状元,还在县城立过牌坊。然余姚县城没有。

    方山京仕途坎坷,官不到三年就被罢免了。景定三年(1262)登甲科,初授承事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景定五年(1264)主解试,当时奸相贾似道当政,朝政混乱,方山京在策题中借题发挥,极言内帑之私,公田之害。于是捅了马蜂窝,出试院即遭人弹劾,“遂拂袖东归”。他回了翁方本家。自从其父离乡,几十年了,故乡已“无以为家”。靠亲友们“筑室继廪”,才“杜门教子,萧然自适”,继续他的塾师生涯。当时如果回梁弄外家,那边还有外祖父的“授之屋”,就不致“无以为家”了。据《方谱》,方山京育有七子,其中幼子仲通随其住翁方,其后人分前、后两房,至今仍在翁方生息。其余儿子,有住梁弄“授之屋”的,尊其祖父方季仁为迁姚一世祖;也有迁慈溪城的,因其拂袖而辞勇气可嘉,邑人称方宅为“方状元宅”,附近的上颜桥也被改称大方桥。方山京之父是翁方人,方山京幼子及后人是翁方人,尽管方山京没有生在翁方,但按祖籍认定籍贯是我们的民族习俗。窃以为,翁方是状元故里毋庸置疑。

    据天启《慈溪县志》:“度宗登极(1265),差佥书建康节度判官,寻进校书郎,乞补外添差通判吉安州,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得疾,遂不起。”很多志书以为“得疾,遂不起”是患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所以武断地说他享年五十岁。笔者以为,旧时的“不起”一词,可作“不出任官职”解,如清昭梿《啸亭杂录.徐中丞》:“迁江苏布政使,丁父忧,诏夺情,不起,服阕入都。”何况,方山京是差“仙都观”。宫观祠禄官是宋代特有的职官制度。南渡后,士大夫流离失所,朝廷无官缺安置,于是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高级官员不宜任事者可以自陈乞宫观。虽非自陈而朝廷特差宫观者,则属黜降,但吏部仍按“乞宫观”处理,以示优礼。方山京乞主仙都观属于“非自陈”,凭其秉性自然不屑,宁可清贫,称病“不起”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方山京墓葬,《方谱》说“在鄞西通远乡之原”与其祖先一起,光绪《余姚县志》则作“葬上虞始隆乡彭山”,更多的说法是在旧慈溪城东一里巽岙。这实在无关紧要,也就不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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