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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抗日根据地
http://cxsz.cixi.gov.cn 2012年10月08日

  陈耀华

   

  193777日,抗战全面爆发。12月,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他重用了一些爱国人士任县长,如余姚县长林泽、慈溪县长章驹均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组织了战时政治工作队,为三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三北长期隐蔽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与一批从沦陷区回家乡的工人、学生一起,联合国民党中爱国人士,组成了三北抗日救亡主力军。

  党组织的恢复

  早在19339月,隐蔽在慈东晋群小学任校长的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严式轮聘请曾在中央特科的党员周朴农和一批革命青年任教师,并创办了农民夜校,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抗战爆发后,他们组织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晋群小学成为慈溪县宣传抗日救亡的发源地。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晋群小学教师金如山、虞玉成与当地社会青年徐永绥、胡寄梅4人看到报纸上延安抗大招生的消息后,就自费前去报考,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与朱洪山、邵明、孔平等回到慈溪。三北各地也有青年在八路军学兵队学习。

  观城地区最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是教育馆,两个教育馆就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战教育,组织文艺宣传。19382月,上海来的共产党员陈辅良在掌起桥建立30多人参加的慈北青年救亡剧团,自编自演活跃在慈北各地。姚北地区主要是老党员陈小平、黄月樵等人最先发起的,他们联络了一批老党员和爱国青年在马家路马氏头甲祠堂成立了姚北各界抗日后援会,成为余姚县最早的抗日救亡团体。龙山地区早在1936年春由青年教师戚铭渠和郑芳华组织了8个乡镇小学师生六七百人的抗日救亡大游行,一路唱歌、发传单、贴标语、演讲,在镇海县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还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郑芳华被国民党逮捕。戚铭渠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并两次遭到校长的警告。抗战爆发后,戚铭渠、郑芳华组织筹建了8个乡镇抗日救亡团,以后改名为镇海县青年救亡宣传团,采用演戏、演讲、出墙报、开座谈会、发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

  至此,抗日救亡运动已在三北大地全面铺开,抗日歌声响遍三北大地。虽然这些活动都是三北人民的自发行动,大都是浮在面上缺乏深层次的活动。但是,通过这些活动,唤醒了三北人民,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为三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19385月,中共宁绍特委成立,并派人到慈溪建立党组织。同月,中共慈溪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慈东洋墅徐永绥家召开,会议选举周朴农为县工委书记,金如山、邵明、朱洪山、徐永绥为委员,县工委机关设在晋群小学。县工委成立后,根据上级党“要从开展群众运动中去壮大党组织”的指示,不断发展新党员,这时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19391月,县工委改为中共慈溪县委,金如山任书记,邵明、朱洪山、孙乾坤为委员。以后,顾春林、詹步行、郑侠虎也先后担任委员。县工委建立后,就开始建立各区委,19392月至19395月,慈南、慈北、周巷、浒山、盐区区委相继建立,各区由在各乡镇建立支部。县、区、乡党组织建立后,党组织决定把“大量发展”党员的政策转移到“质量重于数量,巩固发展组织”的工作上来,于是,慈溪县委和余姚县委就分批分期地培训党员,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党员的素质,使三北地区的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三北的贯彻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把三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三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由自发斗争转入了自觉斗争的阶段。

  抗日救亡高潮

  党组织建立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根据章驹和林泽积极主张抗日的情况,党组织决定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由严式轮、朱洪山负责对章驹的统战工作,由郭静唐与林泽搞好统战关系,开展抗日救亡。

  因为党组织采用“合法”的办法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所以只能采用建立群众团体的办法进行活动,当时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建立,但主要的是战时政治工作队和战时服务大队两个组织。慈溪战时政治工作队是19384月建立的,县长章驹兼队长。慈溪县工委派一部分的党员加入了政工队,并在19396月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10人,占政工队队员人数的四分之一。余姚政工队是19383月建立的,县长林泽兼队长。郭静唐任副队长,实际负责政工队的工作,因而余姚县的政工队实际是由余姚县工委控制;193811月,章驹为了配合国民党部队的前线作战,成立了3个战时任务(服务)大队。其中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都是由共产党员负责,活动在慈南和慈北地区,第一大队虽是国民党员当领导,但也有不少党员担任干部。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后,除了继续开展面上的宣传之外,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调整民主乡镇长。当时的乡镇长大都是地主和士绅的代表人物担任,少数还是贪污腐败分子。为此,党组织决定是由政工队和战服大队出面斗争这些不法乡镇长,先后斗争了附海乡长、东山头乡长、逍林乡长,并报章驹、林泽后将这些不法乡长撤职。通过同样的办法还对一些不理乡镇事务的乡镇长也进行了调整。通过撤免不法乡镇长和不理事务的乡镇长,一些乡镇长职位空缺,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向章驹、林泽推荐了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乡镇长,仅浒山区24个乡镇中就有7个乡镇长得到调整。

  第二是支援前线。当时三北地区普遍存在“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尽管章驹和林泽想尽办法动员男青年参军,但效果不佳,仅余姚县缺额就140名。同时,各乡镇兵役舞弊十分严重。为此,党组一面对兵役舞弊进行斗争,一面组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要求各乡镇提高应征青年及其家属的待遇,并组织青年积极参军,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动员了24名青年在党员唐圣智的带领下加入抗日队伍,从而既为章驹、林泽解决了难题,又提高了政工队和战服大队的威望。

  第三是开展经济斗争。由于当时国内一些大城市沦陷,形成三北地区棉花销不出去,粮食运不进来,造成米价上涨。为此,党组织利用政工队和战服大队不准粮商囤积居奇,并向县政府求助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荒。此外还在盐场督促盐商收盐,缓解了盐民的生活。在农村开展反对撤田夺地和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以及拆迁无主孤坟,扩大耕地面积,从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另外还在姚北地区兴办战时合作社,解决了流通领域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经济工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送了三北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之时,1940年春,国民党开始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政工队、战服队等一大批群众团体被迫解散,大批的共产党员遭到通缉。同时,国民党慈溪、余姚县党部与章驹、林泽的矛盾也日益加深,816日,郭静唐遭逮捕,连夜押送到金华。林泽闻讯后,亲自去金华营救,无果,气得林泽为此辞去县长职务。林泽辞职后,余姚的县长都是反共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宁属特委会决定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把余姚、慈溪县委改为特派员制度,实行单线领导,慈溪县特派员陈卓,余姚县特派员张光。11月,陈卓被捕,县特派员为谢仁安。由于国民党的反共,三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正当三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之际,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1940422日、23日,慈溪、余姚相继沦陷。章驹率慈溪县政府机关进驻慈南华盖山,并与驻奉化北溪的国民党第九军部取得联系。章驹还多次到各区建立递步哨和情报网。1230日晚,章驹得到日军要“扫荡”北溪的消息后,就打电话向第九军部核实,但此时第九军已撤离北溪,军部也被日军占领,接电话的汉奸谎称日军没有“扫荡”北溪,并查明了章驹的驻地。31日凌晨,日军包围了县政府驻地,章驹在组织突围时牺牲。章驹牺牲后的几任国民党慈溪县长长期流亡宁海,遥控指挥慈溪境内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中共宁属特委在1940年八九月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但由于党组织一直忙于“隐蔽精干”的工作,一时无法开展这项工作。三北地区沦陷后,党组织开始积极筹建武装。三北党组织主要采取4种方法建立武装。第一种是自建武装。19414月,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派人在观城区建立浙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取得武器后,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地方部队逮捕,牺牲了3位党员。5月,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决定把埋藏在樟树庙的武器取出,动员盐区和逍林区的党员组建武装,但被驻扎在游源的国民党宗德部队发现,武器被缴,筹建武装失败。第二种是改造国民党部队。6月,国民党残部孙颜龙60余人到庵东要找党员陈小平,投靠共产党。张光报绍属特派员杨思一批准后,决定派副特派员王益生带陈小平和王庆云去孙部做改造工作,不久,盐场的缉私营长李天成也带领部队加入了孙部,部队称为“宁绍游击大队”,李天成任副大队长。结果李天成策动孙颜龙叛变,王益生牺牲。第三种是从国民党部队拉武装。7月,隐藏在国民党宗德部队任特务长的党员张迪光在联络了一些误入该部的党员和爱国青年,在与逍林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在15日拉出部队,当天上午被宗德部队发现,张迪光等13人被捕,18日,张迪光等9人被“五马分尸”,壮烈牺牲。第四种是以灰色身份组建慈东游击队。4月,王文祥布置慈东党员蒋子瑛在慈东组建抗日武装。蒋子瑛联络了一批党员骨干后,请在慈东有声望的国民党员胡家骥出面向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批准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胡任大队长,实际由我党控制,6月,部队建立,有50余人,部队几经周折,最多时为3个中队,11月,部队以假缴枪的办法,改编成五支四大新四中。三北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大多失利的原因第一是党组织缺乏筹建武装的经验,比如,建浙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时,在从龙山运到观城途中,党员们一边挑着枪,一边唱着歌,结果被国民党袭击。第二是没有一个军事后盾作依靠,如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因为遭到日、伪、顽匪的夹击,根本无法生存。

  根据地的建立

  正当三北地区筹建抗日武装失利之际,19412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浙东三北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也根据当地的情况决定派浦东抗日武装进军三北地区,中央与浦东工委的决策不谋而合。3月,浦委派朱人侠等人到三北了解情况,并与驻游源的国民党宗德部队争取统战关系。510日,朱人侠、姜文光率50余人首批南渡三北在相公殿登陆,并获得了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番号。此后,在中共浦委委员、五支队教官蔡群帆和五支队第四大队附林达率领的五支四大陆续在三北登陆,另一支武装在中共浦委委员朱人俊的率领下也在三北登陆,并通过国民党淞沪地区、专员夏履之的关系,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处取得了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7月起,浦东部队又分5批到达三北,连同前期到达的部队共900余人。

  蔡群帆、林达率部刚在相公殿登陆。18日,蔡、林部得知日军要到相公殿抢劫的消息,决定在崇德乡三村伏击日军,他们在崇德三大的配合下,在下午日军抢劫返庵东途中进行打击。由于日军措不及防,弃尸而逃。此役毙伤日军各8名。25日,浦东抗日武装在此又伏击了从庵东出来的日军。相公殿战斗在抗日战争三北地区200多次的战斗中时很小的一次战斗,但是它是三北地区日军第一次遭到打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三北人民的抗战斗志,为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浦东部队到达三北后,急需找到三北地方党,同时,三北地区党组织也想了解这两支武装的实际情况。7月,隐蔽宗德部队的地下党员钱忆群通过多次的考察,最后亮明自己的身份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并报余姚县特派员张光,张光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后,报绍属特派员杨思一。与此同时,在龙山区任区长的共产党员戚铭渠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使县特派员谢仁安、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

  1941年冬,日军开始冬季“扫荡”。浦东部队先后经过登州街、横河、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粉碎了日军“扫荡”。而国民党部队在日军的“扫荡”中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宗德部队等不少部队被迫撤离三北。粉碎日军的“扫荡”后,中共路南特委为了加强部队领导力量决定在三北建立中共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简称浙东军分会),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任委员。同时对两支浦东武装活动区域进行了划分,暂三纵活动逍林以西地区,五支四大活动逍林以东地区。

  浙东军分会建立后,通过建立部队办事处、打击土匪、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地方武装等工作,使三北地区形成大部分农村为我党控制,主要镇及个别交通要道为敌伪控制的格局。为了更好地扩大根据地,浙东军分会在19422月至4月派五支四大新四中到四明地区活动,初步摸清了四明地区的情况。6月初又派新四中和暂三纵二大以及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200余人组成南进支队到会绍属地区,在绍属特派员杨思一的协助下建立会稽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三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6月下旬派谭启龙等一批领导干部到达三北,成立了浙东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党,改变了原来三北地区地方党和部队的横向关系。7月,浙东区党委在宓家埭宓大昌家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任委员。同时,先后建立三北、四明、三东、会稽4个地级工作委员会和浦东工委。9月三北工委改为地委,书记王仲良,下辖慈镇、余上县委,慈镇县委书记谢仁安、余上县委书记张光。

  浙东区党委建立后就着手加强部队的建设。819日,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何克希,委员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同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鸣鹤金仙寺成立,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并把主力部队编为三、四、五支队,此外还有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和特务连,共1510人。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标志着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形成。922日,浙东区党委在鸣鹤盐仓基作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以后,再争取控制会稽”的工作方针。10月中旬,除五支队继续留在三北地区外,其余主力随区党委和司令部挺进四明山区。

  根据地的建设

  三北地委和慈镇、余上两县工委建立后,就着手在三北各区建立区委,慈镇县先后在观城、丈亭、庄桥、庄市建立区委,余上县先后在浒山、逍林、中和、庵东、临山、马渚、虞北建立区委,各区所辖的乡镇建立一至两个支部。党组织建立后,就开始大量培训干部,提高他们的素质。首先培训民运干部。19428月和19431月分别在田央黄和逍林办了两次培训班,共有90人参加。其次是培训军事干部。区党委除了向华中局要求增派军事干部外,还在19429月在金仙寺举办了第一期教导队,参加学员70余人,到19431月结束。再次是培训党员。194211月,余上县委在双桥乡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19441月,三北地区在洞山寺举办党员培训班,为培训了一批党支部书记。11月,三北地委又召集区乡部分党员培训班。12月,慈镇县委先后在太平闸举办两次训练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使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素质大大提高。1943年初,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决定加强三北地区的工作,决定增设慈姚县,把原属慈镇县的慈北、慈西两区和原属余上县的姚海、姚山、姚东3区划归慈姚县,2月,慈姚县成立,谢仁安任书记。同时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秘密系统,三北地委把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尚未暴露的部分党员划归秘密系统,三北地区特派员周明,慈姚县特派员胡章生、慈镇县特派员李默君、余上县特派员余先,共有党员30余人,秘密系统受王仲良、黄知真直接领导。19431月,为了加强对敌伪军工作,三北地区建立敌工总站,下辖慈镇、慈姚、余上3个敌工站。在调整地县党组织外,还对部区党组织进行调整,19443月,慈姚县把姚山和姚海两区合并为浒山区,叶靳任书记。

  在加强党的建设同时,三北地委十分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19428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艾庆璋率2000余人南渡三北,不顾我一再呼吁联合抗日,抓走我税收人员,抢劫我军被服厂全部棉衣、棉裤,三北地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浙东区党委清楚地认识到三北地区被艾部占领,不仅使浙东地区与浦东和苏中的联系被割断,浙东部队的经济也将遭到重创。为此,决定调集四明、会稽等地的主力集中三北,会同三北的主力进行第一次反顽战争。1128日至1215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对艾部进行全面反击,先后经过毛家三塘头、登州街、周巷、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29次战斗,除艾庆璋、王八妹等逃走外全歼顽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这次反顽战争是三北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同时稳定了三北局势。

  第一次反顽战争刚结束,日军调集2000余人决定开始大规模在三北地区“清乡”,以新浦、相公殿、庵东、段头湾、小安为第一线;坎墩、长河、缪路为第二线;观城、浒山、历山、周巷、临山、黄家埠为第三线。日军在“清乡”区围筑9尺高的竹篱笆,禁止人民自由出入,并对“清乡”区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我党武装通过镇压日伪军爪牙、夺取日军“清乡”用的毛竹、武装打击日伪军、破坏日伪交通线、策动伪军反正等斗争,除第一道封锁线没有完全粉碎外,基本上取得胜利。

  反“清乡”胜利后不久三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各县区武装得到了加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地级武装三北自卫总队,同时各乡镇都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正当三北地区抗日形势迅速发展之际,19431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动了两万余正规军对四明地区大规模的进攻,浙东区党委决定调集全浙东的主力部队进行反击。日伪军利用这有利时机对三北根据地进行“蚕食”,三北根据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慈东、姚海两区抗日武装、办事处被迫撤出该地。三北地委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进行了多次的武装反击,但效果不佳。这时,四明地区国民党顽军兵力增加到3万人,四明地区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为此,浙东区党委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公开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二是在19442月决定浙东主力除五支队坚持四明外,撤至三北。1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五磊寺召开会议,正式作出了“坚持四明、巩固三北”的重要决策。浙东主力撤至三北后,三北根据地的抗日力量大大加强,先后经过筋竹岙、马家桥、宓家埭、洪魏、东埠头战斗,其中东埠头战斗伪中警调3个营600余人与我主力决战,战斗长达14个小时,最后毙伤伪营长以下官兵100余人,我军获胜,这是三北根据地与日伪作战规模最大、时期最长的一次战斗,东埠头战斗胜利后,我三北抗日武装已处于战略进攻,而日伪军则进入战略防守阶段,除了伪军不断反正外,日军也开始不断反正。92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洪魏召开首届军政大会,专门总结了这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1024日,毛泽东复电“望努力杀敌,扩解放区……”。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政权建设。1942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办事处成立,下辖慈镇、余上两个县级办事处,各区也先后建立办事处。这时的办事处已具备政府职能,但因形势需要,仍以部队办事处的名义。19437月,三北根据地建立了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行使政府的职能。1944127日,慈镇姚虞办事处建立,成为三北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各区级办事处也改为区署。4月,慈镇姚虞办事处因缺少干部撤销,成立慈镇、慈姚、余上3个县级办事处,直属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19452月,三北分区特派员办公处成立,决定在三北建立镇海、慈溪、上虞县政府,之后三县政府陆续建立。

  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经济建设。194212月,三北经济委员会建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连柏生为主任,下辖东、中、西3个分会。三北经委会成立后为了调动三北人们抗日积极性,同时保障地主、富农的合法权益,采用二五减租的办法,从而使极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对雇工采取增加工资的办法。其次设立税卡,在沿海地区对过往商人货物收税,以保证部队的经养,由于三北地区相对比较富裕,它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浙东,而且也支援华中局和新四军。再次保证部队的公粮,每到粮食征收时期,日伪军必然会来抢粮,三北地委就组织部队打击抢粮的日伪军,从而保证了部队和人民的粮食供应。最后是印制抗币,打击日军的金融掠夺,从而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的物价稳定。

  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三北沦陷后,学校基本上是国民党控制的。根据地创建后,党组织在各地培训青年教师逐渐把学校控制起来,并且停止使用国民党的教材,编写新教材,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不少地区还创办了新的中小学。在加强教育事业的同时,根据地还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出现了体现时代的歌曲、戏曲、杂志,19428月,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在洞山寺创办了浙东第一个《时事简讯》的报刊。

  抗战胜利与北撤

  反“蚕食”斗争胜利后,三北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建设得到了加强,19453月,三北自卫总队改编为三北特务营,为对日伪的大反攻做好准备。8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向各地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所有日伪军停止抵抗。13日,三北特务营及慈溪、镇海两县民兵1000余人包围了掌起桥伪军周光华大队,经过33夜的围攻,迫使周光华部投降。16日至19日,庄桥区常备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攻克全区。17日至18日,五支队和三支队将周巷伪军1个营歼灭,攻克周巷。19日,三北特务营攻克浒山,在三北的日伪军闻讯后纷纷向宁波方面逃跑。20日,三支队在五洞闸全歼逃往宁波的伪中警1个营,三北全境解放。

  接着,三北各地开展公审汉奸和庆祝抗战胜利活动,并在原有日伪控制的庵东区建立庵东特区(县级),田井任书记和区长。

  正当三北根据地欢庆抗战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撤离浙东,930日起,浙东主力和党政干部15000余人分别从高背浦、大丁丘、相公殿3路北撤,至106日,三北地区除少数隐蔽精干的党员留下外,全部撤离三北。

   

  陈耀华

   

  193777日,抗战全面爆发。12月,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他重用了一些爱国人士任县长,如余姚县长林泽、慈溪县长章驹均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颁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组织了战时政治工作队,为三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三北长期隐蔽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与一批从沦陷区回家乡的工人、学生一起,联合国民党中爱国人士,组成了三北抗日救亡主力军。

  党组织的恢复

  早在19339月,隐蔽在慈东晋群小学任校长的大革命时期的党员严式轮聘请曾在中央特科的党员周朴农和一批革命青年任教师,并创办了农民夜校,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抗战爆发后,他们组织慈东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晋群小学成为慈溪县宣传抗日救亡的发源地。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晋群小学教师金如山、虞玉成与当地社会青年徐永绥、胡寄梅4人看到报纸上延安抗大招生的消息后,就自费前去报考,后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学习结束后,与朱洪山、邵明、孔平等回到慈溪。三北各地也有青年在八路军学兵队学习。

  观城地区最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是教育馆,两个教育馆就利用其“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战教育,组织文艺宣传。19382月,上海来的共产党员陈辅良在掌起桥建立30多人参加的慈北青年救亡剧团,自编自演活跃在慈北各地。姚北地区主要是老党员陈小平、黄月樵等人最先发起的,他们联络了一批老党员和爱国青年在马家路马氏头甲祠堂成立了姚北各界抗日后援会,成为余姚县最早的抗日救亡团体。龙山地区早在1936年春由青年教师戚铭渠和郑芳华组织了8个乡镇小学师生六七百人的抗日救亡大游行,一路唱歌、发传单、贴标语、演讲,在镇海县引起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还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郑芳华被国民党逮捕。戚铭渠也遭到警察的搜查,并两次遭到校长的警告。抗战爆发后,戚铭渠、郑芳华组织筹建了8个乡镇抗日救亡团,以后改名为镇海县青年救亡宣传团,采用演戏、演讲、出墙报、开座谈会、发传单等形式宣传抗日。

  至此,抗日救亡运动已在三北大地全面铺开,抗日歌声响遍三北大地。虽然这些活动都是三北人民的自发行动,大都是浮在面上缺乏深层次的活动。但是,通过这些活动,唤醒了三北人民,培养了一批先进分子,为三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19385月,中共宁绍特委成立,并派人到慈溪建立党组织。同月,中共慈溪县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慈东洋墅徐永绥家召开,会议选举周朴农为县工委书记,金如山、邵明、朱洪山、徐永绥为委员,县工委机关设在晋群小学。县工委成立后,根据上级党“要从开展群众运动中去壮大党组织”的指示,不断发展新党员,这时的党员数量迅速增加。19391月,县工委改为中共慈溪县委,金如山任书记,邵明、朱洪山、孙乾坤为委员。以后,顾春林、詹步行、郑侠虎也先后担任委员。县工委建立后,就开始建立各区委,19392月至19395月,慈南、慈北、周巷、浒山、盐区区委相继建立,各区由在各乡镇建立支部。县、区、乡党组织建立后,党组织决定把“大量发展”党员的政策转移到“质量重于数量,巩固发展组织”的工作上来,于是,慈溪县委和余姚县委就分批分期地培训党员,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党员的素质,使三北地区的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三北的贯彻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把三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三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由自发斗争转入了自觉斗争的阶段。

  抗日救亡高潮

  党组织建立后,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是如何开展抗日救亡,根据章驹和林泽积极主张抗日的情况,党组织决定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由严式轮、朱洪山负责对章驹的统战工作,由郭静唐与林泽搞好统战关系,开展抗日救亡。

  因为党组织采用“合法”的办法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所以只能采用建立群众团体的办法进行活动,当时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建立,但主要的是战时政治工作队和战时服务大队两个组织。慈溪战时政治工作队是19384月建立的,县长章驹兼队长。慈溪县工委派一部分的党员加入了政工队,并在19396月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10人,占政工队队员人数的四分之一。余姚政工队是19383月建立的,县长林泽兼队长。郭静唐任副队长,实际负责政工队的工作,因而余姚县的政工队实际是由余姚县工委控制;193811月,章驹为了配合国民党部队的前线作战,成立了3个战时任务(服务)大队。其中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都是由共产党员负责,活动在慈南和慈北地区,第一大队虽是国民党员当领导,但也有不少党员担任干部。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后,除了继续开展面上的宣传之外,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调整民主乡镇长。当时的乡镇长大都是地主和士绅的代表人物担任,少数还是贪污腐败分子。为此,党组织决定是由政工队和战服大队出面斗争这些不法乡镇长,先后斗争了附海乡长、东山头乡长、逍林乡长,并报章驹、林泽后将这些不法乡长撤职。通过同样的办法还对一些不理乡镇事务的乡镇长也进行了调整。通过撤免不法乡镇长和不理事务的乡镇长,一些乡镇长职位空缺,党组织利用这一机会向章驹、林泽推荐了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乡镇长,仅浒山区24个乡镇中就有7个乡镇长得到调整。

  第二是支援前线。当时三北地区普遍存在“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尽管章驹和林泽想尽办法动员男青年参军,但效果不佳,仅余姚县缺额就140名。同时,各乡镇兵役舞弊十分严重。为此,党组一面对兵役舞弊进行斗争,一面组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要求各乡镇提高应征青年及其家属的待遇,并组织青年积极参军,慈北战时服务大队动员了24名青年在党员唐圣智的带领下加入抗日队伍,从而既为章驹、林泽解决了难题,又提高了政工队和战服大队的威望。

  第三是开展经济斗争。由于当时国内一些大城市沦陷,形成三北地区棉花销不出去,粮食运不进来,造成米价上涨。为此,党组织利用政工队和战服大队不准粮商囤积居奇,并向县政府求助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荒。此外还在盐场督促盐商收盐,缓解了盐民的生活。在农村开展反对撤田夺地和开展“二五”减租的斗争,以及拆迁无主孤坟,扩大耕地面积,从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另外还在姚北地区兴办战时合作社,解决了流通领域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经济工作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发送了三北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

  正当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之时,1940年春,国民党开始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政工队、战服队等一大批群众团体被迫解散,大批的共产党员遭到通缉。同时,国民党慈溪、余姚县党部与章驹、林泽的矛盾也日益加深,816日,郭静唐遭逮捕,连夜押送到金华。林泽闻讯后,亲自去金华营救,无果,气得林泽为此辞去县长职务。林泽辞职后,余姚的县长都是反共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宁属特委会决定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把余姚、慈溪县委改为特派员制度,实行单线领导,慈溪县特派员陈卓,余姚县特派员张光。11月,陈卓被捕,县特派员为谢仁安。由于国民党的反共,三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

  正当三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陷入低潮之际,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1940422日、23日,慈溪、余姚相继沦陷。章驹率慈溪县政府机关进驻慈南华盖山,并与驻奉化北溪的国民党第九军部取得联系。章驹还多次到各区建立递步哨和情报网。1230日晚,章驹得到日军要“扫荡”北溪的消息后,就打电话向第九军部核实,但此时第九军已撤离北溪,军部也被日军占领,接电话的汉奸谎称日军没有“扫荡”北溪,并查明了章驹的驻地。31日凌晨,日军包围了县政府驻地,章驹在组织突围时牺牲。章驹牺牲后的几任国民党慈溪县长长期流亡宁海,遥控指挥慈溪境内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中共宁属特委在1940年八九月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但由于党组织一直忙于“隐蔽精干”的工作,一时无法开展这项工作。三北地区沦陷后,党组织开始积极筹建武装。三北党组织主要采取4种方法建立武装。第一种是自建武装。19414月,宁属特派员王文祥派人在观城区建立浙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取得武器后,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地方部队逮捕,牺牲了3位党员。5月,中共余姚县特派员张光决定把埋藏在樟树庙的武器取出,动员盐区和逍林区的党员组建武装,但被驻扎在游源的国民党宗德部队发现,武器被缴,筹建武装失败。第二种是改造国民党部队。6月,国民党残部孙颜龙60余人到庵东要找党员陈小平,投靠共产党。张光报绍属特派员杨思一批准后,决定派副特派员王益生带陈小平和王庆云去孙部做改造工作,不久,盐场的缉私营长李天成也带领部队加入了孙部,部队称为“宁绍游击大队”,李天成任副大队长。结果李天成策动孙颜龙叛变,王益生牺牲。第三种是从国民党部队拉武装。7月,隐藏在国民党宗德部队任特务长的党员张迪光在联络了一些误入该部的党员和爱国青年,在与逍林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决定在15日拉出部队,当天上午被宗德部队发现,张迪光等13人被捕,18日,张迪光等9人被“五马分尸”,壮烈牺牲。第四种是以灰色身份组建慈东游击队。4月,王文祥布置慈东党员蒋子瑛在慈东组建抗日武装。蒋子瑛联络了一批党员骨干后,请在慈东有声望的国民党员胡家骥出面向国民党慈溪县政府批准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胡任大队长,实际由我党控制,6月,部队建立,有50余人,部队几经周折,最多时为3个中队,11月,部队以假缴枪的办法,改编成五支四大新四中。三北地区建立抗日武装大多失利的原因第一是党组织缺乏筹建武装的经验,比如,建浙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时,在从龙山运到观城途中,党员们一边挑着枪,一边唱着歌,结果被国民党袭击。第二是没有一个军事后盾作依靠,如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因为遭到日、伪、顽匪的夹击,根本无法生存。

  根据地的建立

  正当三北地区筹建抗日武装失利之际,19412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浙东三北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也根据当地的情况决定派浦东抗日武装进军三北地区,中央与浦东工委的决策不谋而合。3月,浦委派朱人侠等人到三北了解情况,并与驻游源的国民党宗德部队争取统战关系。510日,朱人侠、姜文光率50余人首批南渡三北在相公殿登陆,并获得了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的番号。此后,在中共浦委委员、五支队教官蔡群帆和五支队第四大队附林达率领的五支四大陆续在三北登陆,另一支武装在中共浦委委员朱人俊的率领下也在三北登陆,并通过国民党淞沪地区、专员夏履之的关系,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处取得了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7月起,浦东部队又分5批到达三北,连同前期到达的部队共900余人。

  蔡群帆、林达率部刚在相公殿登陆。18日,蔡、林部得知日军要到相公殿抢劫的消息,决定在崇德乡三村伏击日军,他们在崇德三大的配合下,在下午日军抢劫返庵东途中进行打击。由于日军措不及防,弃尸而逃。此役毙伤日军各8名。25日,浦东抗日武装在此又伏击了从庵东出来的日军。相公殿战斗在抗日战争三北地区200多次的战斗中时很小的一次战斗,但是它是三北地区日军第一次遭到打击,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三北人民的抗战斗志,为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拉开了序幕。

  浦东部队到达三北后,急需找到三北地方党,同时,三北地区党组织也想了解这两支武装的实际情况。7月,隐蔽宗德部队的地下党员钱忆群通过多次的考察,最后亮明自己的身份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并报余姚县特派员张光,张光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后,报绍属特派员杨思一。与此同时,在龙山区任区长的共产党员戚铭渠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使县特派员谢仁安、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与五支四大取得联系。

  1941年冬,日军开始冬季“扫荡”。浦东部队先后经过登州街、横河、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粉碎了日军“扫荡”。而国民党部队在日军的“扫荡”中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宗德部队等不少部队被迫撤离三北。粉碎日军的“扫荡”后,中共路南特委为了加强部队领导力量决定在三北建立中共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简称浙东军分会),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蔡群帆任委员。同时对两支浦东武装活动区域进行了划分,暂三纵活动逍林以西地区,五支四大活动逍林以东地区。

  浙东军分会建立后,通过建立部队办事处、打击土匪、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地方武装等工作,使三北地区形成大部分农村为我党控制,主要镇及个别交通要道为敌伪控制的格局。为了更好地扩大根据地,浙东军分会在19422月至4月派五支四大新四中到四明地区活动,初步摸清了四明地区的情况。6月初又派新四中和暂三纵二大以及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200余人组成南进支队到会绍属地区,在绍属特派员杨思一的协助下建立会稽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三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6月下旬派谭启龙等一批领导干部到达三北,成立了浙东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和地方党,改变了原来三北地区地方党和部队的横向关系。7月,浙东区党委在宓家埭宓大昌家成立,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任委员。同时,先后建立三北、四明、三东、会稽4个地级工作委员会和浦东工委。9月三北工委改为地委,书记王仲良,下辖慈镇、余上县委,慈镇县委书记谢仁安、余上县委书记张光。

  浙东区党委建立后就着手加强部队的建设。819日,浙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何克希,委员张文碧、刘亨云、连柏生。同月,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在鸣鹤金仙寺成立,何克希为司令,连柏生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并把主力部队编为三、四、五支队,此外还有特务大队、新国民兵团、海防中队和特务连,共1510人。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标志着以三北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形成。922日,浙东区党委在鸣鹤盐仓基作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四明山完全占领以后,再争取控制会稽”的工作方针。10月中旬,除五支队继续留在三北地区外,其余主力随区党委和司令部挺进四明山区。

  根据地的建设

  三北地委和慈镇、余上两县工委建立后,就着手在三北各区建立区委,慈镇县先后在观城、丈亭、庄桥、庄市建立区委,余上县先后在浒山、逍林、中和、庵东、临山、马渚、虞北建立区委,各区所辖的乡镇建立一至两个支部。党组织建立后,就开始大量培训干部,提高他们的素质。首先培训民运干部。19428月和19431月分别在田央黄和逍林办了两次培训班,共有90人参加。其次是培训军事干部。区党委除了向华中局要求增派军事干部外,还在19429月在金仙寺举办了第一期教导队,参加学员70余人,到19431月结束。再次是培训党员。194211月,余上县委在双桥乡举办党支部书记培训班。19441月,三北地区在洞山寺举办党员培训班,为培训了一批党支部书记。11月,三北地委又召集区乡部分党员培训班。12月,慈镇县委先后在太平闸举办两次训练班。通过一系列的培训,使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素质大大提高。1943年初,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决定加强三北地区的工作,决定增设慈姚县,把原属慈镇县的慈北、慈西两区和原属余上县的姚海、姚山、姚东3区划归慈姚县,2月,慈姚县成立,谢仁安任书记。同时决定在三北地区建立秘密系统,三北地委把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尚未暴露的部分党员划归秘密系统,三北地区特派员周明,慈姚县特派员胡章生、慈镇县特派员李默君、余上县特派员余先,共有党员30余人,秘密系统受王仲良、黄知真直接领导。19431月,为了加强对敌伪军工作,三北地区建立敌工总站,下辖慈镇、慈姚、余上3个敌工站。在调整地县党组织外,还对部区党组织进行调整,19443月,慈姚县把姚山和姚海两区合并为浒山区,叶靳任书记。

  在加强党的建设同时,三北地委十分重视武装力量的建设。19428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艾庆璋率2000余人南渡三北,不顾我一再呼吁联合抗日,抓走我税收人员,抢劫我军被服厂全部棉衣、棉裤,三北地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浙东区党委清楚地认识到三北地区被艾部占领,不仅使浙东地区与浦东和苏中的联系被割断,浙东部队的经济也将遭到重创。为此,决定调集四明、会稽等地的主力集中三北,会同三北的主力进行第一次反顽战争。1128日至1215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对艾部进行全面反击,先后经过毛家三塘头、登州街、周巷、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29次战斗,除艾庆璋、王八妹等逃走外全歼顽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这次反顽战争是三北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同时稳定了三北局势。

  第一次反顽战争刚结束,日军调集2000余人决定开始大规模在三北地区“清乡”,以新浦、相公殿、庵东、段头湾、小安为第一线;坎墩、长河、缪路为第二线;观城、浒山、历山、周巷、临山、黄家埠为第三线。日军在“清乡”区围筑9尺高的竹篱笆,禁止人民自由出入,并对“清乡”区抗日武装进行“清剿”。我党武装通过镇压日伪军爪牙、夺取日军“清乡”用的毛竹、武装打击日伪军、破坏日伪交通线、策动伪军反正等斗争,除第一道封锁线没有完全粉碎外,基本上取得胜利。

  反“清乡”胜利后不久三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各县区武装得到了加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地级武装三北自卫总队,同时各乡镇都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大队。正当三北地区抗日形势迅速发展之际,194311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动了两万余正规军对四明地区大规模的进攻,浙东区党委决定调集全浙东的主力部队进行反击。日伪军利用这有利时机对三北根据地进行“蚕食”,三北根据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慈东、姚海两区抗日武装、办事处被迫撤出该地。三北地委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进行了多次的武装反击,但效果不佳。这时,四明地区国民党顽军兵力增加到3万人,四明地区也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时期。为此,浙东区党委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公开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二是在19442月决定浙东主力除五支队坚持四明外,撤至三北。1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五磊寺召开会议,正式作出了“坚持四明、巩固三北”的重要决策。浙东主力撤至三北后,三北根据地的抗日力量大大加强,先后经过筋竹岙、马家桥、宓家埭、洪魏、东埠头战斗,其中东埠头战斗伪中警调3个营600余人与我主力决战,战斗长达14个小时,最后毙伤伪营长以下官兵100余人,我军获胜,这是三北根据地与日伪作战规模最大、时期最长的一次战斗,东埠头战斗胜利后,我三北抗日武装已处于战略进攻,而日伪军则进入战略防守阶段,除了伪军不断反正外,日军也开始不断反正。925日,浙东区党委在慈北洪魏召开首届军政大会,专门总结了这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1024日,毛泽东复电“望努力杀敌,扩解放区……”。

  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政权建设。194212月,三北游击司令部办事处成立,下辖慈镇、余上两个县级办事处,各区也先后建立办事处。这时的办事处已具备政府职能,但因形势需要,仍以部队办事处的名义。19437月,三北根据地建立了慈镇姚抗建工作推进会,行使政府的职能。1944127日,慈镇姚虞办事处建立,成为三北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各区级办事处也改为区署。4月,慈镇姚虞办事处因缺少干部撤销,成立慈镇、慈姚、余上3个县级办事处,直属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19452月,三北分区特派员办公处成立,决定在三北建立镇海、慈溪、上虞县政府,之后三县政府陆续建立。

  在加强政权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经济建设。194212月,三北经济委员会建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连柏生为主任,下辖东、中、西3个分会。三北经委会成立后为了调动三北人们抗日积极性,同时保障地主、富农的合法权益,采用二五减租的办法,从而使极大部分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对雇工采取增加工资的办法。其次设立税卡,在沿海地区对过往商人货物收税,以保证部队的经养,由于三北地区相对比较富裕,它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浙东,而且也支援华中局和新四军。再次保证部队的公粮,每到粮食征收时期,日伪军必然会来抢粮,三北地委就组织部队打击抢粮的日伪军,从而保证了部队和人民的粮食供应。最后是印制抗币,打击日军的金融掠夺,从而保证了根据地人民的物价稳定。

  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三北地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三北沦陷后,学校基本上是国民党控制的。根据地创建后,党组织在各地培训青年教师逐渐把学校控制起来,并且停止使用国民党的教材,编写新教材,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不少地区还创办了新的中小学。在加强教育事业的同时,根据地还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出现了体现时代的歌曲、戏曲、杂志,19428月,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在洞山寺创办了浙东第一个《时事简讯》的报刊。

  抗战胜利与北撤

  反“蚕食”斗争胜利后,三北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建设得到了加强,19453月,三北自卫总队改编为三北特务营,为对日伪的大反攻做好准备。812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向各地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所有日伪军停止抵抗。13日,三北特务营及慈溪、镇海两县民兵1000余人包围了掌起桥伪军周光华大队,经过33夜的围攻,迫使周光华部投降。16日至19日,庄桥区常备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攻克全区。17日至18日,五支队和三支队将周巷伪军1个营歼灭,攻克周巷。19日,三北特务营攻克浒山,在三北的日伪军闻讯后纷纷向宁波方面逃跑。20日,三支队在五洞闸全歼逃往宁波的伪中警1个营,三北全境解放。

  接着,三北各地开展公审汉奸和庆祝抗战胜利活动,并在原有日伪控制的庵东区建立庵东特区(县级),田井任书记和区长。

  正当三北根据地欢庆抗战胜利之时,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撤离浙东,930日起,浙东主力和党政干部15000余人分别从高背浦、大丁丘、相公殿3路北撤,至106日,三北地区除少数隐蔽精干的党员留下外,全部撤离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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